未來神學教育與數碼化科技

使人成為門徒是神學教育的目標之一，當今數位資源與在線串流技術急速發展，若要進深再思神學教育的未來，可能就是門徒訓練與福音的數碼化的課題。本文期望對門徒數碼化（digital discipleship）這新 興概念進行初步分析與討論，從而再想像神學教育的未來。

 

門徒數碼化 於 2020 年 出 版 的《 數 碼 門 徒 與 佈 道 》（Digital Discipleship & Evangelism ）由數碼市場學顧問杜恩（Jamie Domm）撰寫。書中指出，門徒數碼化 不只是採用新的傳播資訊工具，它更是一種門訓與佈 道的新範式，新冠疫症更加速了這範式的實現。[1]杜 氏認為它得以發展的基礎原因，來自確信萬民已經在 手機及網絡中。傳揚福音、建立門徒，便不能離開在 線與數碼化的應用。[2] 以下可從門徒數碼化基礎結構 內的三大範疇，比較和分析這新範式的重點與轉移的 情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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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創作者（creators）：

創作者透過不同的數碼化工具整合與包裝神學與福音的內容。創作者決策使用哪些數碼形式及平台， 如影片、串流廣播等來傳播及教導。因此，對要求嚴謹系統化、需時較長的學位課程，有必要重新考慮能否兼容數碼平台。同時，提供內容（content）的角色，不再是傳統的建制化的中央架構或學院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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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分配者（distributors）：

傳統教育形式主要由合資格的教職人員講授。在數碼化的推動下，教學角色轉為「分配者」，最明顯的例子便是網絡基督教 KOL 或網紅的出現，他們不一定是神學院講師，分配者可以是個人或群組。筆者 認為其內容得以被關注，是他們懂得善用數碼平台，在線上發揮影響，能把及時資訊與新興議題，迅速地傳播到大眾身上。

 

iii.參與者（engagers）： 學員不再是傳統模式限定於報讀課程及修讀學分的學生。數碼化關注學員學習的動機，他們參與的原因來自同理心。學習的價值意義，來自能否有效回應及服務與他們同溫層或有關連的群體。

 

門訓和神學教育數碼化的支持者，大都認為若不追趕這潮流，一定會被網絡時代所淘汰。若是這樣，教會與神學院進行數碼化轉型，真的是在所難免嗎？數碼化更是未來神學教育的主 要方向嗎？

 

道成肉身與數碼化危機

門徒數碼化並不只有一面倒的贊成，當中也有不少指正的研究和討論，值得我們深思。[5] 多年從事神學教育的舊約學者保羅．侯斯（Paul R. House），其著作《潘霍華的神學教育願景》透過詮釋潘霍華的事跡，以基督論的進路建議一種名為「道成肉身式」的神學教育。此為一種以追隨基督為本、重視可見形式 的群體生活及面對面的神學教育願景，以針對仍以服 侍教會及訓練牧者為辦學宗旨的神學院，以此思考神 學教育的未來。[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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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斯多番批評神學院不加批判地進行數碼化的問題。例如有學院為提高收入，大量開辦網上課程、 濫收學員、售賣學分和學位。侯氏不客氣地用潘霍華的話，訓斥這樣的同業尤如售賣廉價恩典（cheap grace）。[7] 另外，侯斯指出神學教育的辦學宗旨是訓練未來牧者，只透過學員素未謀面的導師教授，不易學到。[8] 侯氏也十分關注神學教育對宣教與使命實 踐的培育。因此，他認定良好的神學教育，取決於能否培養門徒的恆忍。[9] 他懷疑門徒數碼化雖然為神學 課程及資源帶來便利，但同時也令神學院走向市場化，課程尤如可供消費的商品（commodity）。學員不自覺地成為了顧客，對委身犧牲，與學習信心順 服等作門徒的代價要求，背道而馳。[10] 他又指出不少第三世界國家、在戰亂中或受福音限制等地區，信徒要堅持信仰，公開表明是基督徒的身份，有可能面對生命威脅。 這些地區也沒有良好的網絡 和數碼工具，甚至受嚴重的網絡監控，但獻身報讀神學、立志成為傳道牧者和宣教士的， 卻依然大有人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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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斯透過研究潘霍華的事跡， 建議一種「道成肉身式」的神學教育。[12] 侯斯主要透過潘霍華於 1937 至 1940 年期間，應當時德國認信教會之邀訓練傳道人，其中又以《追 隨基督》及《團契生活》兩本廣為人熟知的著作內容來討論「道成肉身式」 的神學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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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隨基督》強調基督以道成肉身的方式與我們相遇，因此跟隨基督成為門徒必是可見而具體的。[13] 按此思路，筆者認為這展示了真正的神學，其「本性並非能所式的」（subject-object）知識結構，而是在信仰中的位格式知識（personal knowledge）。 《團契生活》指出神學院同時也是基督身體的一部份。理想的神學教育需要培養神學生於學習期間，藉大量的群體讀經與禱告聚會，經歷緊密相連、有形有 體的群體生活，如此才能於畢業後，牧養同樣有形有體的基督身體——教會。[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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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補與優次的再想像

綜合上文分析，數碼化看似勢不可擋，但我們不能不加批判地把它照單全收，應視它只是操之在我的「工具」。在存有論的層面，數碼化其實已是不易逆轉的範式轉移，例如近代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的理解，他把科技定性為一種「集合－擺置」（Ge-stell），科技 「擺置」了人的生命，成為人類生命的「框架」，意味科技生活成為人之為人的一種不能輕易擺脫的存在模態。[15] 若把門徒的本質與生存置於擺置的概念，科 技的擺置與數碼世界便成為門徒的定義和建構一切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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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們又不能、也不應完全置數碼科技對神學教 育的價值不顧。兩者如何調和，仍需要多下功夫。以 下是筆者認為可以考慮的方向：

i. 利用資訊傳播的流量果效與便捷的同時，也要 顧及培育神學反思的研判能力。前者可說是量 的問題，後者則是質的考量。許多神學知識是有爭論性的，若不花時間反思，其實是在囫圇 吞棗。持久能造就人、使人成為門徒的思想， 能經得起時代的洗鍊，欲速求成，反倒不達。

ii. 重視建立關係和傳播個人位格的知識。神學院、 訓練機構和教會，若能製造更多師徒模式或師 友同行關係的環境，將有助培育生命與知識、 實踐與理論等的整合。這樣的環境也有助提防把神學教育商品化和客體化的可能。真誠的師友關係，會揭露導師是蒙恩的罪人，他們同樣有軟弱的地方，需要不斷陶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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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發掘使命辨析與靈命導引的有效模式。數碼化造成流量大的成效，但也把人的需要抽象化與大數據化。近年推動網絡牧養的教會，提出要留意 O2O（online to offline）的雙軌模式，這會否是當中較佳的互補方式？無論何種方式，要注意其實是優次的問題，因為使命的發現和辨析是具體的，人的情感流露是身體形式的，生命的同理與導引，需要恰度的觸碰與溫度。 面授等可見形式，依然是使命辨析與靈命培育 不能輕易取代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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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Jamie Domm, Digital Discipleship & Evangelism (Lincoln: Advent Source, 2020), 284.

[2] Domm, Digital Discipleship & Evangelism, 243.

[3] Domm, Digital Discipleship & Evangelism, 25.

[4] Domm, Digital Discipleship & Evangelism, 25.

[5] 例如近年推動「銳意門訓」模式的曾金發牧師，便留意到門訓數碼化的壞處。參 曾金發：〈重新委身耶穌基督：在變動時勢中不變的作主門徒〉，《基督論壇報》， https://ct.org.tw/html/news/3-3.php?cat=19&article=1387989（瀏覽日期於 2022 年 10 月 25 日）。

[6] Paul R. House, Bonhoeffer’s Seminary Vision: A Case for Costly Discipleship and Life Together (Wheaton: Crossway, 2015), 26, 29.

[7] House, Bonhoeffer’s Seminary Vision, 89–90.

[8] House, Bonhoeffer’s Seminary Vision, 192.

[9] House, Bonhoeffer’s Seminary Vision, 147–148.

[10] House, Bonhoeffer’s Seminary Vision, 91–93.

[11] House, Bonhoeffer’s Seminary Vision, 188.

[12] 侯斯的論點來自過往人們可能輕視了潘霍華作為神學教育家（educator）的角 色，以致我們研讀他的作品及神學時，忽略了他對神學教育的貢獻。House, Bonhoeffer’s Seminary Vision, 23–25.

[13] House, Bonhoeffer’s Seminary Vision, 98–100.

[14] House, Bonhoeffer’s Seminary Vision, 89. 梅智理認為侯斯指出了數碼化的問題， 即使它如何便捷，我們必須注意真理往往不能只從文字與數據傳遞，卻要從位際 關係的會遇裡產生，正如主基督以道成肉身的方式揭示真理。梅智理：〈書評： 潘霍華的神學教育願景〉，《山道期刊》，第三十六期（2015 年）：173。

[15] 林子淳：〈集置的政治：海德格的技術追問與政治糾葛〉，陳錦輝編：《裝置一切： 技術—生命—政治》（香港：德慧文化，2020），180–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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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於《中宣通訊》第206期，2023年3-4月，頁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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