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數位技術的蓬勃發展，尤其是手機的普及，已引發人類社會幾乎所有層面的深刻變革。當代教會生活正是最鮮明的例證。新冠疫情作為既有趨勢的催化劑，迫使教會從實體聚會轉向虛擬空間，前所未有地重構了敬拜、事工與團契的數位化形態。在此背景下，平凡的智慧手機既是事工革命的象徵，亦是推動工具——這場革命既蘊含振奮人心的機遇，也帶來嚴峻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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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批判性地審視移動技術引發的教會事工革命，重點探討其對參與者、事工安排及基督徒群體動態的影響。借鑒神學家韋爾斯（Samuel Wells）的神學與社會學洞見，結合近期教會實踐的實證資料與案例研究，本文將剖析數位工具的雙刃特性。文章探討了濫用與過度依賴的問題，關注新來港人士等邊緣群體的特殊需求，剖析數字事工開拓新領域的運作機制，並具體分析其對教會活力與群體滋養的實際影響。本研究將這些發展置於更廣闊的基督教傳統、教會論以及碎片化與虛擬化時代對真實團契永恆追求的語境中進行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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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雙刃劍：事工中的手機與網路工具

　　智慧手機及其配套的網路工具為教會事工開啟了一個變革時代，重新定義了屬靈資源的分享方式與群體的形成方式。這些設備使資訊獲取變得普及，實現了即時溝通，並加速了屬靈內容跨越地域的傳播。然而，正如神學家韋爾斯所觀察，這場技術革命帶來了深刻的不安，動搖了傳統宗教話語的根基。例如，一則社交媒體貼文可能引發廣泛爭議，常常扭曲發言者的本意，並侵蝕教會領袖與教導所依賴的權威與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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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現象並非孤例。社交媒體與通訊平台的結構，通過演算法追求憤怒、認同或新奇來最大化用戶參與度，使每一句話都可能被誤解或斷章取義。在教會場景中，這意味著講道、牧養指導，甚至隨口的言論都可能被放大扭曲，面目全非。過去由教派體系或群體長老承擔的把關與調解功能逐漸消退，使領袖與會眾暴露於網路評論的動盪風暴中。手機帶來的持續線上狀態進一步模糊了神聖與世俗、群體與個體的界線。正如韋爾斯指出，傳統教會生活中由公認領袖傳遞智慧的權威與教育體系，已被點贊、分享和熱門話題的機制所顛覆。這種民主化進程在提供便捷的同時也帶來動盪，使對真理與意義的追尋淪為數字流行的玩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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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將手機與網路工具融入事工是一項充滿承諾與挑戰的複雜任務。若忽略這些工具，教會可能在數位化互動成為主流的時代中變得無關緊要。然而，不加批判或過度採用這些技術則可能引發諸多問題。其中一個重大風險是流於表面。當線上禮拜、聖經學習和禱告會淪為被動消費時，可能助長消費主義心態，侵蝕基督徒生活的參與性與聖禮本質。韋爾斯警示，數位平台可能無意中促成「觀眾式基督教」，使會眾淪為觀眾，信仰被簡化為可消費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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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過度依賴數位媒介可能加劇社會隔離，瓦解具象化的基督徒群體。實體存在、肢體接觸與儀式感——這些定義教會作為聚集之體的核心元素——的缺失，可能導致一種脫離肉身的宗教形式，使信仰體驗與真實關係中的相互問責與支持分離。這一挑戰在聖餐等聖禮的施行中尤為顯著，因為分享餅與酒的實體行為是共融體驗不可或缺的部分。線上平台的演算法邏輯往往助長兩極分化、回音室效應和表演性憤怒，這種動態與福音所宣揚的和好、謙卑與耐心傾聽背道而馳，教會可能因此淪為意識形態爭戰的舞台，而非和平與相互造就的避難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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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源於年齡、收入、教育和技術素養差異的數位鴻溝，正將最脆弱的群體排除在教會生活之外。正如韋爾斯強調，採用線上事工必須以包容與公義為基礎，以免「數位教會」成為特權階層的專屬領域。教會的挑戰在於善用移動技術的連結力量，同時解決其可能造成的隔閡，確保教會仍是所有人的真實共融與關懷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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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部手機連繫新來港人士：新來港人士喜用的網上平台與教會數位事工的契機

　　在數位時代，一部手機不僅是通訊工具，更成為新來港人士認識香港、融入社會的重要窗口。世界衛生組織（WHO）曾將疫情期間的假訊息氾濫稱為「資訊流行病」（Infodemic），指出「可信來源難覓」的挑戰。對於新來港人士而言，面對流離失所、語言隔閡與經濟壓力，傳統的社會融入途徑往往受阻。然而，透過同鄉網絡和新來港人士喜用的網上平台等社交媒體，他們得以足不出戶了解香港的風土人情、實用資訊與生活方式。此平台以其豐富的圖文內容、直觀的分享模式和強大的社群連結功能，成為新來港人士探索香港的主要管道之一。這種數位媒介不僅讓他們快速獲取資訊，還能與志同道合者建立聯繫，彌補實體接觸的不足。然而，這種便利也帶來挑戰：過分依賴線上資訊可能導致與現實社群的隔絕，錯過在大街上與人互動的真實體驗。即便如此，此平台的普及與靈活性展現出無可比擬的事工潛力，為教會開啟了數位事工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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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來港人士透過此平台與同鄉網絡的互動，改變了人際關係的本質。他們可以根據興趣、背景或需求，加入多個平行社群，這些社群未必與實體的鄰里或家庭關係緊密相連。例如，透過以上平台，他們能迅速找到同鄉分享的香港生活攻略、求職建議或租屋資訊，甚至參與線上討論，與世界另一端的同鄉建立聯繫。這種數位化的社群參與方式，讓新來港人士得以在陌生的城市中找到熟悉感和支持網絡。對教會而言，這是一個獨特的契機。傳統上，新來港人士參與教會的方式——如實體聚會、面對面介紹或融入教會社交圈——往往因語言、文化或時間限制而受阻。尤其在疫情期間，實體聚會的中斷與社區支援網絡的削弱加深了他們的孤立感。然而，以上平台等社交媒體的興起，為教會提供了一個跨越時空限制的牧養平台。透過手機，新來港人士可以參與母語崇拜、加入同鄉信仰小組，甚至在匿名環境中尋求牧養關懷，而無需擔心身份暴露或尷尬。這種非同步的線上溝通模式，特別適合工作時間不固定或生活壓力大的新來港人士，也為那些因羞怯或不確定而猶豫參與的人提供了安全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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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平台在數位事工中的必備性與可塑性，源於其能有效促成初步連結並提供個性化的資訊分享。教會可以透過此平台發布有關社區服務的內容，吸引新來港人士的注意。例如，分享關於生活的短片、地區故事或同鄉見證，能迅速引起共鳴並建立信任。此外，新來港人士喜用的網上平台的互動功能允許教會與使用者進行即時對話，回答問題或提供個人化關懷，從而打破新來港人士與信仰群體之間的心理隔閡。然而，從線上參與到真實群體歸屬的轉變並非自動發生。雖然這平台能有效促成初次接觸，但它難以完全替代真實團契中建立的信任、敞開與生命同行。教會面臨的挑戰在於如何善用這平台的便利性，進一步開拓更深層次的參與途徑。宣道會恩樂堂已採取多層次策略：先透過此平台的貼文或內容吸引新來港人士關注，再利用即時通訊工具進行一對一關懷，最終適時邀請他們參與線上與實體並行的混合聚會。這種方式將這平台視為橋樑，而非終點，旨在引導新來港人士從匿名參與逐步走向歸屬感，從被動接收轉為主動貢獻，真正融入信仰群體的生命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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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場由此平台等社交媒體引發的數位事工革命，揭示了教會需要以積極且扎根於神學的態度看待科技。新來港人士透過此平台接觸香港的過程，展現了數位媒介在促進連結與共融上的獨特潛力。教會若能善用新來港人士喜用的網上平台的可塑性，以宣教為導向設計內容與互動，便能將其轉化為上帝恩典的管道，幫助新來港人士從孤立走向團契，從陌生走向歸屬。然而，教會也必須時刻警醒，避免過分依賴技術而忽略真實關係的深度。唯有在福音的呼召下，以愛、公義與真實共融為目標，此平台這一數位工具才能真正成為教會事工的祝福，助力新來港人士在香港找到屬靈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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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突破之道：數位化教會中的接觸、信任與吸引力

　　在數位化時代中尋求教會的突破，關鍵在於重新思考「接觸」、「信任」與「吸引力」的本質。這場由手機開啟的教會革新，不僅是技術層面的應用，更涉及關係建立模式與神學實踐的深刻轉變。有效的數位事工，核心在於促成有意義的接觸、逐步培育信任，並最終形成一種靈性的吸引力，引導人與上帝、也與彼此建立更深厚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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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觸」是整個過程的起點，而移動技術大幅擴展了教會觸及人群的可能性。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當代許多人對教會的認識，往往先從網路開始——他們會先瀏覽教會的網站、社交媒體內容或線上崇拜直播，其後才考慮是否踏進實體教堂。這一轉變要求教會必須更有意識地經營數位平臺，不僅注重資訊的可及性，更需傳遞溫暖、包容與真誠的群體氣質，讓初次接觸者能在虛擬空間中感受到被接納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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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接觸」若未轉化為「信任」，便難以持續。「信任」的建立倚賴於持續、透明且及時的互動。數位工具能夠實現快速跟進與個人化的關懷，並為處於探索階段的人提供安全的發問空間。但網路環境中的信任也格外脆弱，匿名性與距離感容易令人保留或猜疑。因此，教會需要格外注重牧養溝通中的敏感度與保密性，並有意識地將線上關係引導至線下的真實相遇，使信任得以在具體的生命互動中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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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的「吸引力」，則來自一個群體能否以真實的方式活出基督的愛與平安。這不僅關乎內容製作的品質或行銷手法，更根本的是群體本身的靈性深度與生命見證。正如韋爾斯所提醒，教會的最終目的不是吸引被動的消費者，而是邀請人投身於一條需要付出，卻能帶來生命轉化的門徒之路。這種吸引力源於信仰的實踐與群體的見證，是任何媒介都無法替代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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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宣道會恩樂堂的實際案例顯示，經過精心規劃的數位事工確實能帶來顯著成效。教會透過線上外展活動獲得超過萬次瀏覽，並成功吸引數十人持續參與後續活動。然而，數字上的成果固然令人鼓舞，卻不應被直接等同於事工的質生成效。真正的衡量標準，在於關係建立的深度、信仰生命的成長，以及基督徒群體是否因此更顯活力。這也提醒我們，在數位時代中，數據分析固然有助於理解參與模式並調整策略，但它必須服務於更高的目標——即促進人與上帝、人與人之間真實團契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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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神學反思：共融、分離與數位化教會

　　在當今數位時代，一部小小的手機已成為引發教會革命的催化劑。它不僅改變了人們的溝通方式，更迫使教會重新審視自身使命，適應這場社交媒體革命。教會首先需要明確自己的目標，其次要以想像力、靈活性和主動性，採用並結合那些能夠推進目標的媒體工具。根據韋爾斯理解，教會的核心目標是吸引所有人與神同在、彼此同在，並與世界同在，以體現信任、尊貴、喜樂、彼此興旺、溫柔、和平與愛的方式。在理想狀態下，這些特質透過面對面的關係被發現、分享、體現、表達和推進。然而，社交媒體——往往透過一部手機即時運作——能夠加速這種關係實現的到來。它提供資訊、挑戰、連結，並豐富教會與孤立者、受壓迫者和被對抗者的接觸，也開啟許多新管道，讓教會見證和傳揚上帝在基督裡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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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並非所有媒體都適合推動事工的擴展。有些媒體可能導致上癮、分心、貶低他人或殘忍行為，但其他則是有用、易用且廣受喜愛的。基督徒應當積極運用這些媒體，正如五百年前，他們迅速意識到印刷機在傳播聖經文字上的強大力量。如果沒有印刷機，新教改革或許不會發生；它不僅加速了聖經的傳播，還使門徒訓練民主化，讓每個人都能對聖經意義作出自己的判斷。今天，這種民主化更進一步，教會不再是權力的代言人，不再僅限於命令、宣揚和宣告，而是更像好客的代理人，專注於召集、肯定和寬恕。網際網路，或許正透過一部手機的普及，即將引發一場新的改革——事實上，它可能正需要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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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那些希望宗教生活整潔而有分寸的人來說，這種革命帶來不確定性和過山車般的信仰體驗；但對於一個比大多數基督徒敢於相信的更激進、更奇妙、更喜樂的國度，這是一種邀請。核心定點始終不變：上主在伯利恒、加利利和耶路撒冷的基督裡完全顯露；基督將帶著新耶路撒冷和新天新地再來。上主沒有改變性情。然而，如果社交媒體能促使基督徒勉強、試驗性地認識到聖靈不受控制、越來越難管理、卻又驚心動魄的救贖性質，那麼它對教會而言確實是無比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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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教信仰所承載的終極盼望，在於共融的願景——即所有因分離而來的創傷得以癒合，不論是與上帝、與所愛之人，還是與群體的隔閡。正如神學家韋爾斯所深刻闡釋的，天堂不僅被理解為一切疏離的終結，同時也蘊含著一種「健康的分離」，即在親密關係中仍保有個人獨特性的空間。這一神學悖論在數位時代顯得尤為尖銳：科技——尤其是透過手機運作的社交媒體——既能緩解地理與時間上的隔閡，卻也可能在無形中加深人心的疏離與關係的淺薄化。教會正面臨一項關鍵挑戰，即如何善用數位工具來促進真實的共融，同時警惕並抵禦其可能助長的孤立與分裂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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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儘管如此，數位環境中仍可發展出創新實踐，例如線上見證分享、共同禱告或虛擬服務行動，這些形式在某種程度上能呼應團契的精神內涵。關鍵在於教會需要清醒認識數位媒介的內在限制，並積極探索既能持守信仰本質、又能適應當代傳播語境的新型參與方式。新冠疫情無疑成為教會數位創新的催化劑，迫使許多信仰群體迅速採用線上平臺進行崇拜、團契與門訓。這一應急之舉，既顯露出數位群體生活的可能性——例如跨越地域與文化障礙的持續連結，也暴露其局限性，特別是對技術資源不足群體的潛在排斥。韋爾斯指出，雖然聖靈的工作不受物理距離限制，教會仍須警惕虛擬聚集可能帶來的關係淺薄與新的邊緣化。在此背景下，線上與實體並行的混合模式展現出發展潛力，但其成功實施離不開用心的設計、持續的牧養關懷與深入的神學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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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場數位轉型帶來的最重要啟示，或許是教會需要從一味哀悼實體聚集的受限，轉向感恩並善用數位媒介所帶來的獨特饋贈。正如韋爾斯所提醒的，數位能力的擴展與教會慈善內涵的深化——例如從物質分發到喜樂的共享——都反映出一個更深層的靈性原則：與其執著於所缺乏的，不如珍視並善用當下所有的豐盛。這意味著教會應以積極且扎根於神學的態度看待科技，將其視為上帝恩典的管道之一，若以使命為導向而運用，便能促進愛的實踐與真實團契的實現。然而，在此過程中，教會必須時刻警醒，避免落入技術決定論的誘惑，確保對數位工具的接納與運用，始終服從於那呼召我們活出愛、公義與真實共融的福音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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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數字教會：機遇、風險與未來圖景

　　數字教會的發展呈現出複雜的機遇與風險交織的圖景，其最顯著的益處在於拓展參與度與促進包容性的能力。透過線上禮拜、數位資源與虛擬活動，教會得以觸及以往因地理隔絕、身體限制或社會邊緣化而難以參與實體聚會的群體。這種覆蓋範圍的拓展，與教會作為上帝普世之愛的表達與工具的使命深深契合。數位平臺跨越國界、文化與代際的聯結能力，為相互學習、團結互助和宣教實踐開闢了新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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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數位事工的風險與其機遇同樣不容忽視。首要之憂在於「脫離實體」的傾向——即教會的共同生活可能被簡化為一種缺乏身體在場感、具體責任與互惠服務的虛擬體驗。轉向數位崇拜若未經反思，可能無意中強化個人主義與消費主義心態，使參與者習慣於依據個人偏好選擇內容，而非學習在群體中彼此順服的功課。此外，數字平臺本身偏向即時、娛樂與被動消費的運作邏輯，也可能侵蝕靈性成長所必需的專注、耐心與委身精神。因此，教會需要刻意抵制將參與等同於單純觀看的誘惑，轉而培育能夠促進真實臨在、主動參與和共同承擔責任的實踐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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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聖禮生活方面，數位化帶來了深刻的挑戰與辯論，尤其體現在聖餐禮的施行上。線上聖餐能否真實體現基督的臨在與教會的合一，成為神學反思的焦點。對此，韋爾斯持謹慎開放的態度，認為聖靈的工作固然能超越空間限制，但實體共聚、同餅同杯的參與維度，其缺失所帶來的影響不容輕忽。這些張力要求教會進行持續的神學辨識與實踐創新，既要維護聖禮的神聖與完整，也需敏銳回應數位媒介所帶來的新條件與新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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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加速了「混合模式」的興起，這種模式嘗試將線上與線下元素創造性地融合於崇拜、團契與宣教之中。它體認到數位化與實體化的教會生活並非相互排斥，而是可以彼此豐富、相互強化。直播崇拜、虛擬小組與線上外展活動，既能補充實體聚會的深度與親密感，也能拓展教會的觸及範圍與應變韌性。未來的核心挑戰在於設計出兼容並蓄的混合體系，既能尊重每種模式獨特的恩賜，也能正視其固有的局限，這需要神學想像力、牧養敏感度以及從實踐中學習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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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場由行動通訊引發的變革，同時對教會領導力與門徒訓練提出了新的要求。牧者與平信徒領袖不僅需要掌握數位溝通、社群建構與技術素養等實用技能，更根本的是被呼召以謙卑、創造力和神學深度為榜樣，帶領群體在未知領域中前行。數位時代的靈性培育必須超越單純的資訊傳遞，著重培養內在的臨在感、辨別力與韌性。教會的使命在於塑造能夠在數位洪流中，依然持守脆弱性、責任感與互惠關懷的信仰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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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想的數字教會，應當是能夠培育真實社群的空間，提供誠實對話、互助支持與共同使命的環境。然而，線上平臺的結構特性也容易助長匿名性、表演文化與關係的膚淺化。基督教群體的生命力，終究依賴於共享敘事、生命見證與實踐性服務的操練——這些習慣必須在虛擬與實體空間中被刻意培養。因此，教會當前的任務是建立能夠促成真實參與、勇於脆弱並承擔責任的結構與習慣，從而抵禦數位文化中固有的碎片化與自我展示的壓力，見證一種扎根於共融與使命的群體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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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結論

　　手機帶來的教會事工革命令人振奮又令人不安。它為外展、包容和創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同時也對基督徒生活的完整性、深度和真實性提出了深刻挑戰。數位化轉型迫使教會重新審視其神學、實踐和共同體身份，尋求辨識聖靈在陌生形態中的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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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韋爾斯等當代神學家所提醒，教會的終極目標是共融——在基督裡與神及彼此相連。手機縱有強大功能，至多是服務於此崇高使命的工具。其正確使用需懷感恩之心、具辨識之智，並堅定踐行愛、公義與互惠關懷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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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的未來不在於對數位技術的盲目擁抱或拒絕，而在於以創造性方式將新舊、實體與虛擬、地方與全球進行神學整合。唯有堅守真實團契的願景——植根於聖禮、由聖靈維繫、通過具體服務實踐——教會方能駕馭數位時代的複雜性，忠實地見證上帝的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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